Comments on the Supreme Court's Draft Interpretation on Trademark Grant and Confirmation

讨论中最容易发生的概念混淆，是把“法院如何判断原裁决是否合法”与“法院能否因后来事实撤销原裁决”视为同一个问题，而事实上二者应当分开讨论。

在行政诉讼的一般结构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则上根据行政机关作出行为时存在的法律和事实判断。即后来发生的事实，通常不能倒推行政机关当时违法。方案一把这一原则直接写入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系对审查基准的确认。

现行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采取的是一种特殊裁判方式——即使行政裁决作出时合法，若作为驳回、不予注册或者无效宣告基础的障碍在诉讼中已经消失，法院仍可根据新的事实撤销裁决并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裁决。此处的撤销不等于宣告行政机关裁决违法，更接近为避免机械维持一项已失去现实基础的裁决而设置的程序性纠偏。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也可以根据事实变化的原因和当事人行为另行分配。

征求意见稿方案一不仅重申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其可能同时关闭现行司法解释的特殊纠偏通道。征求意见稿方案二则保留双轨结构，一方面以裁决时事实审查合法性，同时允许在生效裁判前基于新的终局事实改变裁判结果；另一方面在裁判生效后，以终局性为由关闭仅凭后续事实启动再审的路径。

征求意见稿两套方案都将审查对象限定为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据新商标法第二十条作出的三类裁决：驳回复审决定、不予注册复审决定和无效宣告裁定。其是相对理由案件中的在先商标或者其他在先权利障碍，而非对显著性、通用名称、欺骗性、恶意申请等全部授权确权问题建立统一的裁判时间点基准。

这一限定很重要，因为针对不同法律问题的评价所关注的时点存在差异。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年度报告（2025）》强调，图形商标固有显著性的判断，应以商标申请注册时间的事实状态为基准，一般不考虑申请日之后的事实变化，除非该图形商标在核准注册时已成为通用图形。

由此可见，事实状态基准时点不是单一答案，而应随规范要件、利益结构和程序功能分别设定与认定。

二者并不冲突，关键在于区分三类情况。

(1)某一事实在原审裁判前已经存在，只是当事人因客观原因后来取得证明材料，这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原则上仍应按行政诉讼法的再审规则审查。

(2)作为裁判基础的另一份法律文书在原审前已经作出、后来被撤销或变更，可能涉及第九十一条第七项。

(3)原审生效后才发生撤销公告、无效宣告生效或者权利届满等事实。这不属于证明旧事实的新证据，而属于新事实，这就是征求意见稿方案二意在封闭的再审申请事由。

如果单写“在生效裁判作出后不复存在”，对前两类事实与证据没有作出保留，实践中可能把发生时间、确定时间和当事人知悉时间混为一谈。司法解释应明确，生效裁判前已经发生但因非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提出的事实，仍依行政诉讼法判断；只有生效裁判后才新发生的障碍消灭，才不能单独成为再审申请事由。

在先权利状态发生变化，不当然意味着诉争商标应获注册。一个申请可能面对多件引证商标；一件引证商标的障碍只覆盖部分商品或者服务；即便相对理由消失，申请仍可能违反绝对理由或者其他相对理由。公开裁判显示，法院会逐项审查剩余引证商标及其覆盖范围，而不会仅因一份撤销决定就整体推翻被诉裁决。

因此，征求意见稿方案二中的“不复存在”应理解为有关拒绝事由已经依法、确定地消失，并且这种变化足以影响相关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结论。仅仅处于撤三申请、无效宣告请求或者转让申请的受理阶段，权利状态尚未最终确定，不属于“不复存在”；仅有部分商品被撤销，亦只能在被撤销商品与诉争商品构成相同或类似且不存在其他障碍时发生作用。

在（2021）最高法行申308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应以被诉决定作出时的法律和事实状态判断合法性，并未因申请人在再审阶段主动放弃部分指定商品而重新评价被诉决定。这一处理揭示了客观权利变化与诉讼策略性变化的差别。

引证商标被终局撤销、无效或者届满未续展，是外部权利状态的改变；申请人为了进入某种结果而在诉讼后期自行删减商品，则更接近于处分原申请标的。若后者也可以无限制触发撤销重作，行政机关审查的对象与法院审理的对象将失去同一性，申请人甚至可能通过分阶段处分反复延长程序。方案二应排除单纯由申请人在诉讼中任意处分所制造的新事实，至于法律明确允许的商品删减以及不改变申请实质内容的程序行为，可另按其规则处理。

方案一：“入口关闭”，即后来生成的事实不进入法院判断，将纠偏责任前移至行政中止和当事人重新申请。

方案二：“分段开关”，即在生效裁判前开放并在生效裁判后关闭，将终局时点设在司法裁判生效时。

同日公开的商标法时间效力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采用分类型的适用基准：

驳回复审和不予注册复审行政案件，适用复审决定作出时施行的商标法；

无效宣告复审或者无效宣告请求行政案件，原则上适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施行的商标法；

撤销复审则适用提出撤销申请或者依职权启动时施行的商标法。

在驳回复审和不予注册复审案件中，征求意见稿方案一与时间效力稿主张适用的法律和事实状态都指向复审决定作出时。但无效宣告案件更复杂，按照时间效力稿第三条，适用法律原则上锚定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按照第二十八条方案一，事实状态却锚定更晚的无效宣告裁定作出时。也就是说，同一案件可能用注册时施行的旧法，评价裁定时存在的事实。

从制度成本看，方案二仍可能诱发当事人拖延，但这种成本可以通过构成要件、费用负担、程序截止和中止规则控制；方案一造成的申请日损失则不可逆。尤其在行政中止仍为裁量性的前提下，直接选择方案一，相当于先关闭后端纠偏，再期待前端裁量自动填补缺口。

现行司法解释已经允许诉讼中根据新的事实撤销重作，征求意见稿方案二与既有实践的连续性更强。它新增的内容旨在明确，生效裁判之后才发生的障碍消灭不能单独启动再审，以折中方式保护了生效前已经成熟的实体状态，也回应了裁判终局性。

第一，行政诉讼首先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行政机关不可能依据尚未发生的撤销、无效或转让事实作出决定。若法院仅因后来事实撤销一个当时合法的决定，又在裁判理由中没有区分“违法撤销”与“情势变化重作”，容易模糊合法性审查边界，并把商标行政诉讼变成事实不断更新的第二轮审查程序。

第二，商标授权确权具有明显的公共秩序属性。注册结论不仅影响申请人与引证商标权利人，还会影响同一时期进入审查序列的其他申请人和市场主体。后来消失的引证商标，在一定期间内可能产生申请日排序、权利隔离期和其他申请审查上的连锁影响。法院若只处理眼前两方当事人的“现时公平”，可能忽略商标注册簿秩序和第三人信赖利益。

第三，允许诉讼中事实持续更新，会激励策略性诉讼。申请人可以一边起诉延长案件，一边攻击引证商标、推动转让或谈判共存，等到其中一项发生变化再请求撤销重作。若没有终局性、实质影响和程序阶段限制，诉讼就可能成为等待事实成熟的工具。相反，严格裁决时点能够促使当事人在行政阶段更早处理权利障碍。

第四，案件数量和裁判改判结果显示这不是边缘问题。现有研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历年商标评审行政诉讼汇总材料所作统计称，因事实变化导致申请人一审胜诉的案件由2014年的66件上升至2023年的3151件；2023年相关原因导致的撤销比例达到67.8%；其检索的2020年至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商标行政再审改判案件中，以该路径改判的占比为72.3%。这些数据足以提示，后续事实已经显著改变诉讼资源配置，制度不能仅以“极少数个案例外”回应。

征求意见稿方案一的价值在于恢复行政决定、诉讼审查和商标注册之间的时间一致性。然而，这只能证明裁决时点原则具有正当性，尚不能定论是否应当取消诉讼纠偏。方案一是否可行，还取决于法律系统能否在裁决前提供充分的中止，在裁决后提供不损害申请日的其他补救。如果替代机制不足，严格锁定事实会把系统性时长风险几乎全部转嫁给申请人。

新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启动条件本来就更为严格，要求必须存在另一正在审理的司法或行政案件，且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该案结果为依据。一般性的权利不稳定、尚未启动的撤销计划、可能发生的商业谈判，都不足以要求中止。即使满足该条件，条文仍赋予审查机关裁量权。基于此就可能出现以下闭环：行政机关认为可以不等，依法作出驳回或者不予注册决定；诉讼中关联案件终结、障碍消失；法院又因方案一只能看裁决时点而维持。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符合程序合法性要求，最终结果却与已经确定的权利状态相脱节。

而这类损失无法伴随重新申请自动消弭。商标申请日决定在先顺位，申请人重新提出申请时，可能已经出现新的相同近似商标、新的恶意抢注，或者因市场扩张而面临更复杂的冲突。重新申请同时还意味着审查费用、时间成本与品牌上市安排重新计算。在强调遏制囤积和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申请的新法环境下，企业也不宜仅为对冲审查周期而铺设重复申请。

为此，可以把决定性关联案件的中止改为更强的义务，同时设置最长期间或者“熔断”机制，防止权利人以关联程序无限拖延。在此基础上，要求关联案件已经被有权机关受理；其结果对特定商品或服务上的争议具有决定性；请求中止一方已尽到及时启动、持续推进和定期报告义务；不存在明显的拖延、串通或者滥用迹象。

此外，行政程序中止与行政诉讼中止应当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已经规定，案件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行政诉讼中止。如果最终选择方案一，商标司法解释至少应说明，在被诉裁决后、法院裁判前发现决定性关联案件仍在进行时，法院是否以及何时适用一般行政诉讼中止规则。

条文应排除仅处于申请、受理、初步决定或者尚在救济期限内的权利变化。若引证商标撤销决定仍可复审、无效裁定仍在诉讼、转让尚未核准，障碍只是可能消失，尚不足以推翻被诉裁决。可以在“不复存在”之前增加“依法、确定地”，或者在配套解释中列举终局标准。并且，事实变化必须具有结果重要性。多件引证商标中仅一件消失，或者引证商标只在不相关商品上被撤销，不应导致整体撤销。实际裁判时应建立“申请—商品服务—引证权利—当前状态—是否仍构成障碍”的对应关系，对可以分割的部分分别处理。

“生效裁判前”作为截止点对一审案件来说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一审判决作出后仍有上诉期，事实可能在上诉期内发生；二审开庭后至裁判送达前，也可能继续变化。建议将可考虑的事实限定为“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并向法院提交”，依法不开庭的案件则以法院指定的书面意见期限届满为准。裁判作出前出现法院已经知悉的重大终局变化，可以依程序恢复调查，但不宜使案件持续处于滚动更新状态。

征求意见稿方案二末句可增加：“但该事实在生效裁判前已经发生，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原审提出，或者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其他再审情形的，依其规定。”这样既能封闭生效后新生成事实的再审通道，又避免与《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七项冲突。

申请人在诉讼中自行放弃商品、改变商业安排，不应当然等同于在先权利终局消失。可以规定，因当事人单方处分申请标的而产生的变化，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审查规则明确允许且不改变申请实质内容外，不适用本条。对于通过转让引证商标、达成共存安排等方式消除冲突的，还需分别判断新法是否承认该变化足以排除不予注册事由。

被诉裁决作出时合法、仅因原告在诉讼中取得新事实而被撤销的，不宜当然由行政机关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法院可以根据权利变化由谁促成、当事人是否迟延提出、是否拒不申请中止等因素分配费用。对故意拖延关联程序、重复申请中止或者在临近裁判时才提交早已掌握材料的行为，可以不采纳或者令其承担相应费用。

企业/权利人应及时维护引证商标的使用证据和续展状态，评估撤三、无效与授权确权诉讼之间的风险关系，并防止因消极应诉导致在先权利在关键截止日前终局消失。对确有共存商业安排的，还应核验新法和司法实践是否认可该安排能够排除混淆。

而代理人的案件管理应围绕三个时点展开：被诉裁决作出日、关联权利终局日、法院举证或辩论截止日。

第一，立案前建立权利障碍与权利主张的对应关系。逐项列明诉争商标指定商品或服务、每件引证商标覆盖范围、撤三或无效程序案号、当前阶段、预计终局时间和剩余障碍。

第二，尽早启动针对关联权利的程序。无论司法解释最终选择哪一方案，裁决时已经终局消失的障碍最安全，生效裁判前才消失的障碍次之，生效后才消失的障碍风险最高。撤三、无效、转让、异议或其他关联程序应在行政审查早期启动，并保存受理、送达、缴费和程序进展证明。

第三，适时适当地提出中止申请。申请书应当对应新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构成要件，说明关联案件已经受理、其结果为何是争议在先权利确定的必要前提、影响哪些商品项目、预计何时终结，并承诺定期报告。

第四，持续监控关联权利的终局法律状态。撤销或无效决定作出不等于立即产生最终效果，应核对复审、诉讼期限与公告状态；一旦终局，立即向审查机关或法院提交决定、送达材料、生效证明及商标档案状态，解释其对每一项争议商品的影响。

第五，过渡期案件要做双重核验。2027年1月1日前后，应分别判断适用哪一版商标法、哪一版司法解释以及事实状态截止点。特别是无效宣告案件，需同时记录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日与被诉裁定日，避免把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的基准时点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