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意知识产权诉讼中“不正当诉讼目的”的司法认定
作者 | 刘承霏
引言
恶意诉讼，系指当事人以获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或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失为目的，故意提起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缺乏合理依据之诉的行为。其本质属侵权行为，具体表现为对诉讼权利的滥用，而非正当行使。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是否具有“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不正当诉讼目的”之主观恶意的认定，通常需从认识因素与目的因素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判：即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以及是否具有损害他人权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目的。本文结合近年部分典型司法案例，就法院在认定“不正当目的”时的裁判思路与标准作初步梳理与分析。
一
恶意知识产权诉讼及 “不正当诉讼目的” 的基本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慧某公司与深圳飞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2022) 最高法知民终 1218 号）中，认定恶意诉讼的主观恶意应着重考量以下三方面：一是起诉时是否明知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是是否以损害对方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三是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违背诚信原则的不当行为。具体到个案情形，法院往往结合权利基础、诉讼行为、诉讼时机等事实进行判断。
二
司法实践中 “不正当诉讼目的” 的具体认定情形
01
基于高额赔偿请求与不当财产保全行为的认定
在中山某金属制品厂、李某等与广东某材料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案（(2022) 最高法知民终 2586 号）中，原被告双方系同业竞争关系，被诉侵权产品为低价导轨。
在关于广东某材料公司是否明知且具有恶意的论述中，法院指出：“广东某材料公司在没有证据表明中山某金属制品厂已经侵权或即将侵权的情况下，通过向其提供技术方案，诱导中山某金属制品厂制造、销售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并以所取得的产品作为侵权证据提起诉讼。在该案证据交换中，广东某材料公司只提交对其有利的公证证据，有意隐瞒其与中山某金属制品厂就定制行为进行沟通并提供设计图纸的事实。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广东某材料公司对其主张的侵权行为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是明知的。并且，在该案侵权事实明显难以成立的情况下，广东某材料公司主张高额赔偿金并申请财产保全，说明广东某材料公司并未审慎行使诉讼权利，而是意欲通过诉讼行为给中山某金属制品厂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经营困难。此外，在侵权诉讼尚未结案前，广东某材料公司明知其取证行为存在重大缺陷、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向相关客户发布侵权警告函，干扰、影响中山某金属制品厂的正常经营，进一步佐证了广东某材料公司通过诉讼压制竞争对手的意图。”
基于上述行为，法院认定广东某材料公司以诱导方式取得证据起诉，明知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且通过高额赔偿请求、证据保全及向客户发送警告函等一系列行为，超出正当维权限度，属存在明显不当、有违诚信的诉讼行为；同时，其具有干扰、压制竞争对手的非法目的，主观恶意明显，构成恶意诉讼。
▶️“钓鱼式取证”、赔偿请求与实际情况的显著背离、诉讼保全措施的滥用，结合当事人的竞争关系，可作为认定不正当目的的重要依据。
02
注意基于诉讼与关联行政程序衔接的不正当目的认定
在西安某医院公司与西安碑林某公司相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2023) 陕 0113 知民初 409 号）中，权利人西安某医院公司在提起诉讼前，已将全部案涉商标转让给案外人。此外，西安市碑林区卫健局拟审批西安碑林某公司执业登记并公示期间，权利人西安某医院公司于公示前三日提起诉讼，随后立即向卫健局投诉，且在投诉材料中明确载明其已针对西安碑林某公司的侵害商标权行为向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西安碑林某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卫健局依法查处，并以西安碑林某公司存在不诚信经营行为为由，要求卫健局审慎审批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院指出：“结合以上公示、起诉及投诉时间以及投诉的内容，很难排除西安某医院公司提起XX号诉讼是为了在碑林区卫健局对西安碑林某公司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公示时对其进行投诉的可能，故难以认定西安某医院公司提起XX号诉讼是以依法维权为目的、正当行使其诉讼权利的行为。”
基于上述行为，法院认为西安某医院公司起诉与投诉在时间和内容上的紧密关联，难以排除该公司借诉讼阻碍竞争对手获得行政许可的意图，故难以认定其系正当行使诉讼权利，构成恶意诉讼。
▶️当诉讼行为与行政程序存在明显关联，且可能影响对方在行政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时，法院会对诉讼目的的正当性进行严格审查，若存在借助诉讼干预行政程序以损害他人利益的可能，则法院可能认定其存在不正当目的。
03
基于滥用权利登记制度与遏制竞争对手的目的认定
在陈某与徐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2024) 沪 73 民终 15 号）中，法院认为，陈某作为服装行业经营者，明知同业徐某店铺在先销售某款式商品，仍将同款商品作为美术作品登记，利用版权登记形式审查制度取得证书后提起诉讼。诉讼前，陈某曾要求徐某店铺调整销售策略未果，随后以著作权侵权为由诉请下架商品，在商品被禁售后即撤诉，且放任损害持续。法院认为，陈某明知不享有著作权，却借诉讼下架竞争对手商品，遏制其发展的主观故意明显，构成恶意诉讼。
▶️行为人滥用权利登记制度、诉讼前后的不当交涉行为、诉讼请求的针对性及诉讼后的消极态度，结合同业竞争关系，法院可能综合认定其具有不正当目的。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案例可以看出，“侵害对方合法权利的不正当诉讼目的” 的认定是一个综合性、多维度的过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紧密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行为人对诉讼依据的认知程度、诉讼行为的合理性、诉讼前后的关联行为、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审查。在认定标准上，以 “明知诉讼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 与 “具有损害他人利益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为核心，同时结合诉讼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表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 “侵害对方合法权利的不正当诉讼目的”。
END
作者：刘承霏
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Juris Doctor 专业，深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JD课程体系中，深度理解普通法原则在香港法律体系中的本土化应用，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洞察力的专业视角。凭借跨学科、跨法系的独特背景，能自如切换英美判例法与大陆成文法思维，精准定位法律适用冲突，为客户定制兼具合规性与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