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 程（清华大学 法律硕士）
徐威娜（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后）
2023年9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作出幅度空前的调整，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两年多过去，规则文本早已走出“新规”的新鲜期，进入司法实践的持续展开阶段。
其中最受企业关注也最具策略意义的变化，是涉外管辖规则中“实际联系”要求的退场与“适当联系”标准的登场。这并非同一条款的简单措辞替换，而是涉及协议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平行诉讼协调以及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体系性重构。
本文结合2024年以来的司法实践，分析这一变化对企业跨境争议解决策略的实质影响。
一、规范变迁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一个常见的概念混淆。“实际联系”与“适当联系”并非同一条款的前后替代，而是分别指向涉外管辖规则中的不同层面。下表概括了此次修法在管辖领域的核心变化。
（一）协议管辖：“实际联系”要求的取消
“实际联系”这一概念，传统上指向的是协议管辖。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删除了涉外编的协议管辖专条，将涉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一体适用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五百二十九条进一步明确，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这一“实际联系”要求构成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实质性限制，即便双方达成合意，若被选择法院地与争议缺乏实际联系，管辖协议仍可能被认定无效。
对此，参与此次修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沈红雨、郭载宇法官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解读》一文中指出，随着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选择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协议管辖的“实际联系”要求已落后于现实需求，不符合尊重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意思自治这一国际民事诉讼发展趋势，并特别援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条的成功实践作为有益借鉴。
2023年修正后，新增的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该条直接取消了第三十五条“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以及“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限定，也不再将适用范围局限于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只要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明确选择中国法院管辖，中国法院即可据此行使管辖权，即便交易本身与中国缺乏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连接点。
（二）特殊地域管辖：
“适当联系”兜底条款的引入
“适当联系”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特殊地域管辖的兜底条款中。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一款延续了传统的六类管辖连接点，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代表机构住所地，并将适用范围从“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扩展为对在华无住所的被告提起的“除身份关系以外”的涉外民事诉讼。只要六类连接点之一位于中国领域内，中国法院即可对在华无住所的被告行使管辖权。
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是第二款。该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涉外特殊地域管辖领域以弹性标准而非穷尽列举的方式确立管辖权依据，赋予了法院在个案中根据综合因素判断是否存在管辖联系的裁量空间。
“适当联系”与“实际联系”的核心区别在于：后者要求存在客观具体的连接点事实，是相对刚性的判断标准；前者则是更宽泛、更具弹性的综合判断标准，允许法院在传统连接点之外，根据当事人国籍、合同履行的整体情况、财产分布、案件与中国法律及公共政策的关联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裁量。
（三）平行诉讼与管辖权协调：三项新增制度
此次修法首次在《民事诉讼法》层面确立了平行诉讼的一般规则与协调机制。新增的第二百八十条至第二百八十二条构建了“原则允许、例外排除、中止礼让、不方便法院”的四层制度框架。以下流程图呈现了平行诉讼从受理到审结的完整程序逻辑。
如流程图所示，第二百八十条确立了平行诉讼的一般规则，只要中国法院依照本法有管辖权即可受理，但排他性外国管辖协议构成例外。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了中止诉讼机制，当事人可以外国法院已先受理为由申请中止，但协议管辖、专属管辖或中国法院审理明显更为方便的情形除外。该条同时规定了诉讼恢复机制，外国法院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或未在合理期限内审结的，经当事人申请应当恢复诉讼。
第二百八十二条则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被告提出管辖异议且同时满足五项条件的，中国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这五项条件包括基本事实不发生在中国、审理和参加诉讼均明显不方便、不存在选择中国法院的协议、不属于专属管辖、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或公共利益，以及外国法院审理更为方便。
（四）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
“适当联系”的反向适用
“适当联系”标准的另一个重要适用场景，是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中。新增的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外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一是外国法院依照其法律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虽然依照其法律有管辖权但与案件所涉纠纷无适当联系。二是违反中国法对专属管辖的规定。三是违反当事人排他性选择法院管辖的协议。
这意味着，“适当联系”不仅是中国法院主动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也是审查外国法院管辖权是否成立的标准。在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如果被申请人能够证明该外国法院与纠纷之间缺乏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可以据此认定该外国法院无管辖权，并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这为中国企业在面临不利外国判决时提供了新的抗辩路径。
此外，第三百零四条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管辖中也引入了“适当联系”标准。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的，当事人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与裁决的纠纷有适当联系的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二、司法实践
规则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自2024年1月1日新法施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的裁判逐步勾勒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一）协议管辖的自由度明显拓宽，
但边界仍待澄清
删去“实际联系”要求后，当事人选择中国法院的自主空间显著扩大。从公开裁判文书来看，各地法院在审查涉外协议管辖条款时，基本已不再追问是否存在实际联系，审查重心转向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是否违反专属管辖或级别管辖等程序性事项。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交易中，越来越多的合同开始直接约定中国法院作为争议解决机构。根据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范围已明确包括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不再适用旧法关于协议管辖须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的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修法仅删除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国法院时的“实际联系”要件；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的管辖协议，该类管辖协议的效力审查是否仍应坚持“实际联系”要求，目前司法实践存在分歧。
（二）“适当联系”的认定趋于谨慎，
裁量标准逐步清晰
与协议管辖的明确放宽不同，“适当联系”兜底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仍偏于谨慎。由于该条款系首次入法，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法院在适用时普遍采取克制态度。
从已有案例来看，法院在认定“适当联系”时通常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当事人的国籍或注册地、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标的物或财产所在地、合同适用的法律、案件与中国公共政策的关联度等。
浙江省某旅行社诉丹麦某邮轮公司一案（（2023）最高法民辖 115 号）中，法院在缺少法定管辖连接点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合同磋商地、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在地（付款行为地）、关联纠纷处理所在地等因素，认定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从而行使了管辖权。该案被纳入人民法院案例库。
总体而言，“适当联系”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拉伸的口袋条款。法院在适用时仍要求存在实质性的而非微弱的联系，且通常需要多个因素的叠加，而非单一因素的支撑。
（三）平行诉讼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开始落地
平行诉讼制度和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新增制度，在2024年以来的海事审判中已有较为明显的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中，出现了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区际平行诉讼冲突的案例——中山某服务部诉某航道局、香港某工程公司其他海商纠纷案（（2023）鄂 72 民初 997 号）。法院在审查后认为案件基本事实不发生在内地、当事人不存在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协议、案件不属于内地法院专属管辖、澳门法院审理更为方便，遂裁定驳回起诉。
在平行诉讼的“赛跑”机制下，时间策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第二百八十条，只要中国法院有管辖权，即便外国法院已先受理，中国法院仍可受理。对于希望在中国推进诉讼的当事人而言，及时在中国法院立案并论证中国法院审理的便利性，是争取程序主动权的关键。
（四）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的制度博弈持续升级
在跨国平行诉讼的背景下，禁诉令（ASI）与反禁诉令（AASI）的制度博弈日益引人关注。中国现行法律中尚无明确的禁诉令制度，但一些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第一百零三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发布了具有禁诉令效果的裁定。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诉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案中作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史上首例具有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开启了中国法院在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参与全球禁诉令博弈的序幕。
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诉网某（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根据华为公司的申请作出（2024）最高法知民终914、915号行为保全裁定，禁止网件公司在域外法院申请或执行针对华为公司的禁诉令，被认为是中国法院作出的首例反禁诉令（AASI）。上述裁定进一步明确了反禁诉令的颁发条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许可谈判中履行了FRAND义务，而标准实施者在谈判中具有明显过错，并向域外法院申请禁诉令、不当妨碍专利权人在中国法院行使正当程序权利的，对专利权人提出的反禁诉令申请依法予以准许。这一系列裁定表明，中国法院在SEP等领域的跨国管辖权竞争中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
三、企业应对
规则的变化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企业的合同谈判、争议预防和诉讼策略。以下从四个阶段提出应对建议。
（一）合同起草：管辖条款的选择空间更大，
但更需要专业判断
“实际联系”要求的取消，意味着企业在起草涉外合同时有了更灵活的选择，即不必刻意寻找或制造中国连接点，可以直接约定中国法院管辖。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而言，这一变化显著降低了选择中国法院的门槛。
但选择空间的扩大不等于随便选。在约定中国法院管辖时，仍需注意以下要点。
第一，形式要件须符合法律规定。条款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且应当明确具体，能够确定管辖法院。仅约定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等模糊表述，可能因无法确定管辖法院而被认定无效。
第二，不得违反专属管辖。根据第二百七十九条，三类案件由中国法院专属管辖，包括在中国领域内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设立、解散、清算及决议效力纠纷，与在中国领域内审查授予的知识产权有效性有关的纠纷，以及在中国领域内履行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
第三，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不同级别法院的管辖范围有别，约定管辖不得突破法定的级别管辖标准。对于标的额巨大或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考虑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标的额3亿元以上）。
第四，充分考虑判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前景。选择中国法院管辖后，如果被告的财产位于境外，中国法院判决的执行需要依赖被告财产所在地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互惠关系。目前与中国签订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有限，必要时可以考虑仲裁作为替代方案，《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更广泛的基础。
（二）争议预防：提前布局“适当联系“的连接点
对于尚未进入诉讼但已出现争议迹象的跨境交易，企业可以有意识地收集和固定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的证据材料，为未来可能在中国法院起诉奠定管辖基础。“适当联系“的认定是综合判断，证据的充分性和多样性直接影响法院的裁量结果。
具体而言，以下证据材料值得重点关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沟通记录，包括与中国境内主体的邮件往来、会议纪要、即时通讯记录；支付结算涉及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的信息，包括付款路径、结算货币、中间行信息；合同标的物或服务涉及中国境内的交付行为，包括物流单据、报关单、验收记录；对方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的资产线索，包括不动产、股权、银行存款、知识产权等；合同适用中国法或中国行业标准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
需要强调的是，“适当联系”的证据布局应当在争议发生之前或早期进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再行收集，可能面临证据灭失或对方抗辩的风险。企业法务部门应当建立跨境交易的档案管理制度，确保关键证据的完整留存。
（三）平行诉讼：善用中国法院管辖的主动性
当争议已在外国法院进行、但中国法院依据“适当联系”或协议管辖也可管辖时，企业需要在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在中国提起平行诉讼。第二百八十条确立的原则允许立场，为企业主动选择诉讼战场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决定是否在中国提起平行诉讼时，应当重点评估以下因素：在中国起诉是否更有利于诉讼效率或裁判公正；中国法院判决在对方财产所在地是否具有可执行性；是否存在对方利用外国诉讼程序拖延时间、增加成本的情形；中国法院是否可能依据第二百八十一条裁定中止诉讼，以及中止的风险有多大；外国法院判决是否可能在中国获得承认与执行，以及是否存在第三百零一条项下的抗辩事由。
在适当情形下，主动在中国法院提起平行诉讼可能成为打破僵局、争取谈判筹码的有效策略。特别是当外国法院诉讼存在明显的程序拖延、管辖基础薄弱或判决难以在中国执行时，在中国提起平行诉讼可以形成以打促谈的局面。
（四）禁诉令风险：跨境诉讼中的攻防战
跨国企业应当高度关注中国法院在禁诉令与反禁诉令方面的实践发展。在标准必要专利、海事侵权、国际货物买卖等领域的跨境争议中，禁诉令已成为当事人争夺程序主动权的重要工具。
对于可能面临对方在中国申请禁诉令的企业，应当提前评估风险并做好预案。在合同管辖条款中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和管辖法院，减少管辖权争议的空间；在出现平行诉讼迹象时，及时评估对方申请禁诉令的可能性及法律依据；在外国法院推进诉讼时，注意避免采取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不当妨碍对方诉讼权利的行为；如收到中国法院的行为保全裁定，应当认真对待，及时提出复议或履行裁定，避免因违反裁定而面临罚款、拘留等法律后果。
对于有机会在中国申请禁诉令或反禁诉令的企业，则应当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充分准备申请材料，重点论证被申请人在域外法院的诉讼或执行行为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将产生实质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符合国际礼让原则、不采取保全措施将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申请人的请求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华为诉网件案表明，FRAND义务的履行情况和对方在许可谈判中的过错，是法院审查反禁诉令申请时的核心考量因素。
四、结语
从“实际联系”到“适当联系”，规则之变看似细微，实则折射出中国法院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角色定位的深刻转变，即从被动接受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案件，到主动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中国司法服务。这一转变既是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现。
对企业而言，这一变化意味着更大的选择空间，也意味着更高的专业门槛。协议管辖自由度的扩大、“适当联系”兜底条款的弹性、平行诉讼制度的建立、禁诉令博弈的升级，每一项都可能成为跨境争议中的胜负手。规则的红利属于那些能够及时理解规则、合理运用规则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在跨境交易中尽早引入争议解决律师的专业意见，从合同起草阶段即做好管辖条款的设计和“适当联系”证据的布局，在争议发生后及时评估平行诉讼和禁诉令的策略空间，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构成信义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如有具体法律问题，建议咨询专业律师。
资料来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23年9月1日通过，2024年1月1日施行）｜中国政府网
沈红雨、郭载宇《〈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914、915号之一民事裁定（华为诉网件案反禁诉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性案例236号：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诉天某财富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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